以“稳金融”化解民企结构性融资难

原创   会飞的鱼   2019-06-16 19:21:57

  民营经济的融资难问题,更多地体现为结构性问题。民营企业中的优质头部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融资成本低,资金来源渠道广,说明民营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并不是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民营企业跨越融资的高山,必须要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

  抓住“稳金融”这个核心,优化配置各类金融资源,破除金融机构只顾眼前利益、脱实向虚、监管套利等行为,对于促进民营企业转型发展和持续增长,解决民营企业的结构性融资难题至关重要。

  在中国经济发展全局中,民营经济占据重要位置。长期以来,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增长、促创新、保就业、利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逐步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但民营企业在产业背景、信用背书、财务透明度、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的缺陷,使其融资渠道并不顺畅。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最难跨越的是融资的高山,特别是面临着金融资源向头部民企集中的结构性问题。抓住“稳金融”这个核心,优化配置各类金融资源,破除金融机构只顾眼前利益、脱实向虚、监管套利等行为,对于促进民营企业转型发展和持续增长,解决民营企业的结构性融资难题至关重要。解决民营经济的结构性融资难问题,需正视问题产生的原因,发挥“稳金融”的核心作用。

  正视产生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的原因

  民营经济的融资难问题,更多地体现为结构性问题。民营企业中的优质头部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融资成本低,资金来源渠道广,说明民营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并不是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民营企业跨越融资的高山,必须要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想贷多是出于对中小民营企业高风险的担忧。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担忧主要是其信用风险高和逆周期能力差。

  信用风险是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第一个担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营企业的高违约率和高道德风险。高违约率体现在历史数据上,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信贷、债券的违约率高,甚至存在恶意逃废债行为,总体诚信度较低。如贷款上,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调查,2009至2011年,小型企业不良贷款率分别是大型企业企业的4.86倍、4.22倍、3.88倍,损失类贷款比率分别是大型企业的9.5倍、7.6倍、5倍。在债券上,2018年企业债券违约潮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70%。2019年第一季度共有25家企业的49只债券发生违约,涉及债券309.88亿元,其中首次违约的10家主体全部为民企。高道德风险体现为还款意愿低,2018年某能源企业在违约事件中,随着国家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变卖资产的积极性减弱,看到国家政策“兜底”便有恃无恐,在获得外部助力后主观偿债能动性减弱,借用政府纾困和金融机构政策倾斜的机会保全资产,最小化自身损失,这是道德风险高的典型体现。

  二是民营企业的信息披露程度低。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企业信息查询系统,国内民营企业家族式企业管理倾向明显,既缺乏外部监督机制,也缺乏内部制衡体系,特别是未上市中小民营企业的财务可信度低,很多陷入违约泥潭的民营企业在战略、投资等决策和内控体系上存在诸多问题,出现了大量关联交易、高存高贷、实际控制人风险、财务造假等问题。金融机构对这些企业的经营风险程度难以把控。如截至2019年4月18日,2019年新增的18家债券违约民营企业主体中,非上市民企有11家,占违约民企总数的61%。即使对于上市的民营企业,在2018年民营企业债券违约潮中,保千里、同益实业、乐视网等违约事件中都存在财务真实性存疑问题。

  周期能力差是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第二个担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营企业在经济下行期经营情况极易恶化。所谓的逆周期能力是指企业在外部经济环境不利时通过内部变革或外部支持渡过难关的能力。民营企业在外部环境恶化时,若经营状况不好甚至会面临金融机构抽贷,造成踩踏事件,只能依赖政府的救助。民营企业在经济逆周期时的抗风险能力差,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惜贷甚至造成了资产荒。如今年一季度一家股份制银行上海分行虽然得到上级通知要尽量给民营企业贷款,但当众多贷款申请、非标资产融资设计方案拿到风控部门审核时,整体通过率却不足4%。背后的原因就是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增加,风控部门担心信贷业务与表外融资业务坏账骤增。

  二是民营企业的信用背书能力不够。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规模有限,民营企业的信用背书主要依靠企业家个人信用,普遍信用水平不高。民营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一般是通过优质资产的抵、质押,但民营企业可用于抵、质押的物品仅限企业家个人的房产、优质应收账款、企业股权等,且抵押率较低,住房抵押贷款的抵押率一般不超过70%,商铺一般不超过60%、厂房抵押、土地使用权抵押一般不超过50%,股票质押在股市下行期还需不断补仓,导致民营企业融资成本普遍偏高。信用背书不够也导致担保公司不敢给民营企业做担保。

  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应发挥“稳金融”的核心作用

  一是要稳金融市场情绪。发挥“稳金融”的核心作用,需要金融政策的持续和企业预期的稳定,最终稳定金融市场情绪。稳金融宏观预期。金融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既是民营企业的定心丸,也是金融机构的强心针。2018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8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召开的金融市场预期管理专家座谈会都肯定了稳定预期的重要性。国常会要求工农中建交5家银行带头,2019年确保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30%以上、综合融资成本较2018年下降1个百分点,这些都是硬性指标。稳金融突发事件。在处置民营企业违约事件中,要重点关注市场可能出现的恐慌情绪,切实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加强司法、执法尺度和力度的准确性,防范事态扩大化,引导形成市场、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的稳定合理预期。

  二是要稳金融信息传递。发挥“稳金融”的核心作用,增强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能力,需解决金融机构与民营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传递不及时问题。建立政府平台增加信息透明度,如深圳市政府主导搭建的“深圳市创业创新金融服务平台”,推进与工商、税务、法院、海关等多个部门的信息联动,切实解决金融机构在摸底民营企业时存在的耗时长、成本高、数据不完整等问题,有效降低民营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风险。推动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的数据信息整合、金融资源整合、惠企政策整合和涉企服务整合,初步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系列痛点。加强科技金融创新提升信息获取透明度。金融机构要不断完善金融科技体系。

  三是要稳金融帮扶政策。发挥“稳金融”的核心作用,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群策群力,特别是政府牵头协调帮扶力量,切实防范由于民营企业违约可能引发的“踩踏事件”,又要在让民营企业在帮扶过程中依靠自身努力摆脱困境,提升竞争能力。防止“踩踏事件”。针对民营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流动性危机和债务风险,很多地方政府都成立了专项基金,北京仅朝阳、海淀、西城三区就设立了总规模达230亿元的专项纾困基金,解决民营上市公司面临的股权质押流动性危机和金融机构的抽贷。支持国家重大战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共同发起的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总规模为1000亿,在跨行政区域、跨不同行业、跨所有制企业之间实现了资本合作,加速了长三角产业链深度融合。

  四是要稳金融调节手段。发挥“稳金融”的核心作用,需根据形势变化相机预调微调、定向调控,保持调控政策稳定、及时、准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顺畅的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对于风险事件的容忍度极低,特别是风险事件出现后金融机构的处置能力较弱,金融机构在民营企业发生违约事件时缺少控制措施,因而不敢为民营企业融资。充分运用市场化调控手段。通过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担保增信等市场化手段,支持有市场、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开展债券融资。增强金融机构的逆周期调节能力。发挥政府机构在流动性、资本和利率等多方面调控措施的作用,充分运用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动态考核、存款准备金率优惠等流动性调节手段,精准使用再贷款、再贴现工具的“精准滴灌”的功能,改善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结构。推进民营企业通过永续债融资的普及性,完善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

  五是稳政府增信措施。发挥“稳金融”的核心作用,要发挥政府在民营企业融资中的增信功能。当前民营企业通过保险、担保等市场化手段为融资增信,手段丰富,但成本过高。协助民营企业积极获取政府增信资金。地方政府应积极协助民营企业对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安排地方财政资金,建立省级再担保代偿补偿机制,专注于服务小微企业、双创主体等资金需求主体,为其解决缺信息、缺信用、缺抵押等问题。江苏设立的3亿元的融资担保代偿补偿资金池,北京通过整合和增资拟设立的规模100亿元融资担保基金,天津安排1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资金、100亿元常备借贷便利资金、50亿元融资担保发展基金,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市场化增信手段。上交所推出以“一带一路”项目公司债券为参考债务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工具,中证金融和中信证券向一期债券认购机构共出售信用保护合约名义本金5000万元,为民营企业发行人提供信用增进支持。

  六是稳执行监督机制。发挥“稳金融”的核心作用,需广泛运用政府监督职能,切实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减少政策落实偏差。部分金融机构在落实国家政策时打擦边球,会议多做事少,口号多推动少,部署多落地少等形式主义问题。有的地区按上级层面政策,出台了一些金融扶持政策,但总带着“机关”,让好政策“打折”,甚至让中小微企业“够不着”,或者通过改变对企业性质的定位变相增加民营企业的范围应对检查,并未增加民营企业的获得感。细化政策执行考核。在金融机构考核上下功夫,防止搞变通,扭曲政策的本义,对于政策要及时解读,对于金融机构的有偏执行要迅速纠正,对于政策执行的形式主义更好予以重视。监督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如福建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为本地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等服务,并加强贷款去向考核。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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